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、作家厄休拉·M.富兰克林在其所著的《技术的真相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。厄休拉·M.富兰克林惊叹于中国商代的青铜器，认为这代表了规范性技术的很高水平——西方社会要在近代才赶上中国商朝的规范性技术水平。

　　厄休拉·M.富兰克林将技术分为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，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专业化进程和劳动分工安排。整体性技术一般与手工制作的概念有关，比如制陶工、织工、厨师，从头至尾都会控制着自己的工作过程。水平越高的工匠，越能够在工作进程的每一处细节，“他们的手和头脑会做出与情景相符的决定——陶器的厚薄、刀锋边缘的形状或是烘培的成熟度”，经验的灵活把握，以至于可以应对每一次独一无二的情境。

　　规范性技术则是另一种组织模式。以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冶炼为例，当时的中国人会小心用黏土或是木头来制作模具，然后将模型进行切分，使之成为“块件模型”，经过焙烧后，再围绕一个核心重新组装起来，预留可以浇筑金属的空间。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冶炼和浇筑相当精准，模具组装还应该要考虑留下通道让高温下的液态金属流入后，被挤压的空气流出的需要，防止气泡。整个青铜器及模具制作的步骤中，要设计的专业技能，要对模具进行充分的正确设计。很多科学家都曾惊愕的意识到，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中国，人们已经娴熟的掌握了合金的精确比例。

　　规范性技术的运作过程中，即如青铜器冶炼过程，工人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并没多少自行判断的空间。这样一个过程，控制权掌握在组织者、设计者手中，其他都是独立的、可执行的步骤构成的，后者具备极高的可替换性。某一种意义上可以认为，商代的青铜器冶炼过程，与今天为苹果、华为、三星等全球知名手机设备商提供代工服务的企业的生产组织过程，本质上是一回事。

　　据此，厄休拉·M.富兰克林认为，历史上中国人较早地适应了规范性工作的文化环境，由此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、政治思想和行为，包括“礼”，以及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、科举考试，等等。

　　《技术的真相》一书想要强调的是，近代以来尤其是现代社会中，我们的世界正在迎来一轮基于规范性技术的重塑，规范性技术大量取代整体性技术，这从而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，提高了效率，但代价在于，劳动者（大众）因此失去了更多的自主权，更接近于3000年前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冶炼工人。而诸如苹果、谷歌、脸书等互联网巨头，则类似于青铜器设计师。也就是说，规范性技术的高度发达，让人们失去了做决策和判断的机会，这种机会和权限被集中在技术拥有者手中。《技术的真相》书中探讨了广播、电视、网络技术的发展，如何助推基于规范性技术的服从文化，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落脚生根。

　　基于规范性技术的工程设计，看上去是价值中立的，但实际上会服从于利益需要。《技术的真相》书中指出，道路系统的规划设计，其他各种公共设施的规划设计，成本都是由公众支付的，但因为这种规划设计建立在规范性技术基础上，公众既缺乏能力读懂，也没有渠道获知相关的规范设计，所以利益集团就可以将设施用途隐藏起来，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名，让公共设施集中服务于自己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就像是青铜器模具制作需要切分为若干个部件，公共设施、公共服务功能而今也慢慢变得频繁的切分为可以被转为私人、公司代理的服务项目（外包）。

　　基于规范性技术的经济规划，本质上是追求高效的。但这样的经济规划，其实就是不公平的，因为被列入核算体系、会为利益集团创造收益的内容，并不包括环境成本、社会代价等方面所谓的“外部性”。为了追求发展，利益集团和公共部门都有意愿遮蔽环境污染、资源枯竭等方面的问题，继续维持高污染、高排放、低效率资源利用的高增长，实在无法掩盖问题的时候，则宣称要用经济学思维来破解所谓的“两难”。

　　最近几十年来，尤其是移动网络潮流掀起的几年来，企业家、经济学家经常鼓吹新技术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，实现人的解放。《技术的真相》这本书指出，这样的乐观和洋洋自得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就出现过，当时就有很多企业家和各门类的专家都在宣称食品添加剂、塑料袋、合成食品是最伟大的技术发明。很显然，新技术的应用，并不会带来所谓“世界是平的”的结果，多数人只能被动接受工作环境更不稳定、更容易被替代的命运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